随着我国经济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和不确定性不断攀升，内需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愈加关键的作用，扩大内需成为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置于重点任务之首。本文首先分析我国消费与投资的发展现状，指出当前制约我国内需扩张的核心痛点，总结消费与投资协同驱动的经济学理论逻辑，最后结合现实与理论提出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的政策建议。
我国消费与投资的发展现状
（一）消费：量增质优、结构优化。2025年一季度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延续回暖势头，基本面长期向好。我国人口规模大，消费市场空间广阔。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见图），2025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47万亿元，同比增长4.6%，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1.1个百分点，其中3月份单月增速5.9%；最终消费支出拉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2.8个百分点，贡献了一半以上的经济增长。从长期发展看，我国城镇化率稳步提升，将为我国消费市场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新消费模式发展较快。首先，服务消费需求动力强劲，居民的服务消费意愿强烈。一季度的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0%，增速比商品零售额快0.4个百分点，其中的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其次，消费模式的线上发展提速，线上消费保持较快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的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5.7%，占社零总额比重为24.0%。第三，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日益增强，成为消费增长的新动能。一方面，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收入增长（6.5%）快于城镇居民（5.0%）；另一方面，2024年我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为6.7万亿元，增速连续多年高于城镇消费，具有较大增长潜力。总体而言，随着消费场景创新拓展，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市场供给不断完善，消费结构有望持续优化升级。
（二）投资：稳中有升、结构优化。2025年一季度投资稳中有升，民间投资转增。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达10.32万亿元，同比增长4.2%，比2024全年加快1.0%。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的整体增速高达8.3%。特别是民间投资同比增长0.4%（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6.0%），扭转了过去长期的负增长，小幅回正，这意味着稳预期的政策初见成效。
从产业结构来看，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在技术创新驱动下保持持续高速增长。2025年一季度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1%。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6.5%，其中信息服务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专业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34.4%、30.3%、28.5%、26.1%。
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但已呈现止跌回升的趋势。虽然2025年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9.9%，但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3%，比去年全年收窄9.9个百分点；销售额下降2.1%，降幅比去年全年收窄1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去年四季度以来，中央及相关部门制定的改造大城市老旧小区、建设保障房等举措已经初见成效。
制约内需扩张的主要因素
基于以上现状分析，我国的消费与投资的总量回升，结构逐步优化，但内需的进一步扩张仍然存在诸多制约因素。
（一）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不足，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中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涨幅落后于名义GDP，长期看新技术的冲击虽然创造了灵活就业的岗位，但可能加剧收入差距，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消费能力。由于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其收入增速不足使得购买力不足。2024年中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仅43.1%，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约60%）和美国（约80%）；2024年的基尼系数约为0.46，城乡、区域与代际差距较大。资本性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不足10%，提升空间较大。
（二）社会保障的不足加剧了预防性储蓄，阻碍了耐用品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居民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医疗风险、劳动收入风险等，这些风险是预防性储蓄的主要根源。当前的社保缴费高、覆盖面不均与替代率低并存，加剧了低收入群体的预防性储蓄动机，降低了消费水平。例如，我国经济学家黄炜和张川川在2021年的研究中发现，新农保每月基础养老金提高100元，可刺激家庭总消费提高3.5%，食品支出、耐用品支出均显著上升；金融资产储蓄率下降约2%。与此同时，房地产行业下行和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削弱了居民的账面价值，财富效应使得居民对未来收入与资产增值的预期同步走低，倾向于提高防御性储蓄，抑制耐用品与改善型消费。当利润率和预期弱化时，储蓄沉淀为超额准备金，未能有效转化为内需。
（三）家庭的债务负担与财务脆弱性偏重。过去十多年居民杠杆率由30%升至近70%，其中主要为住房贷款。楼市价格波动和收入不确定性使部分家庭陷入“高负债—低消费”困境；家庭债务逾期与不良率加速上升，金融加速器负向放大消费与投资。美国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研究员穆斯德尔里奥（Mustre-del-Río）等2025年的最新研究显示，家庭财务状况紧张（30天以上信用卡逾期人群）对宏观冲击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当经济遭受负面冲击时，财务困境家庭对同一冲击的反应更大，同时也更可能遭遇更剧烈的冲击。换言之，“家庭是否处于财务困境”是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因素。
（四）消费场景不够完善，产品服务的供给种类不够丰富、质量有待提升，多层次消费需求未被充分满足。例如，县域商业体系还不够完善，县域居民的消费潜力受到制约；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消费者在养老、家政、康养等领域的市场需求逐渐增长，但现有市场未能充分满足上述需求，缺乏定制化、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供给。供给质量偏低直接制约升级型消费，也弱化了投资的带动效应。
（五）民间投资与高质量投资偏乏力。房地产投资下行缺口巨大，而先进制造、绿色基建等新增长领域虽受关注，却面临审批链条长、回报周期慢、融资成本高等瓶颈。民营企业信心尚未完全修复，回报预期不足，民间投资增速仍低于整体固定资产投资。此外，高质量投资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缺乏统一分类与绩效评估框架，因此难以形成有效激励。
消费与投资协同发展的理论逻辑
消费和投资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大关键部分，二者之间的协同驱动理论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相关理论逻辑可大致分为以下四条相互衔接的分析脉络。
（一）从需求驱动的短周期视角，乘数效应和加速器的交互作用决定了拉动消费是激活投资的有效渠道。根据凯恩斯消费乘数，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增加一元，可按照边际消费倾向（MPC）拉动超过一元的总需求。萨缪尔森–希克斯（Samuelson–Hicks）的“乘数—加速器”模型进一步揭示：当消费扩张改善产能利用率时，企业出于对未来销售的乐观预期，会追加资本支出，从而形成“需求—产能—进一步扩大需求”的加速效应。基于上述理论，通过提升居民收入和消费预期，可迅速带动私人部门扩大设备和库存投资。
（二）从收入预期与生命周期的中期视角出发，高质量投资提升了长期收入预期，因此是巩固消费的关键。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的永久收入假说和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理论指出：消费者并非只依据当期收入做决策，而是以对长期收入的预期来决定储蓄与消费的比例。因此，投资若能提升潜在生产率和劳动收入预期（如技术升级、人力资本投资等），则可以通过改善收入前景来增强消费意愿，进而提升需求。该理论强调“投资质量决定消费的可持续性”：只有与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相结合的资本投资，才能转化为居民对未来更高且更稳定收入的信心，从而形成消费与投资之间的良性互动。
（三）从经济长期增长的结构逻辑来看，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将“消费—投资”的正反馈转化为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内生增长理论（如AK模型、Romer模型等）强调，研发、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能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卡尔多定律（Kaldor–Verdoorn）进一步表明，有效需求的扩张与生产率提升之间互为因果：需求的扩张增大了市场规模，促进规模经济和学习效应，进而反向提升供给能力和收入水平。因此，政府若能将投资聚焦于数字基础设施等正外部性强的领域，不仅能拉动当前需求，还可通过技术扩散、成本递减，提高长期消费基数，进而实现“双轮驱动”和“正向循环”。
（四）从金融渠道与异质主体之间的微观调节的角度，金融条件与主体异质性决定了政策传导的力度与公平性。金融加速器理论指出，资产价格与融资约束之间存在放大机制：当资产净值上升、抵押品充足时，企业与家庭更易获取信贷，因而消费和投资同步扩张；反之亦然。异质主体新凯恩斯模型（HANK）则将流动性受限家庭的高 MPC和债务负担纳入宏观分析，强调分配结构与资产负债表的健康会显著影响政策效果。因而，针对高负债家庭实施债务纾困、对中小企业提供信用增级，既能释放高消费倾向群体的需求，也能改善企业投资能力，在微观层面为“消费—投资”协同提供助推器。
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的政策建议
（一）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关注低收入群体，优化工资结构，加大薪酬制度改革力度，有助于居民形成较为稳定的收入预期，发挥最低工资增长对低薪部门的带动作用。优化灵活就业保障。建立平台经济从业者工伤、失业和养老的多重保障，财政给予定额补贴，引导企业与平台按比例缴费，提升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收入稳定性。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积极加大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投入，推进数字技能再培训，鼓励劳动力向高附加值与技能密集型岗位转移。
（二）扩大居民资本性收入占比，减小城乡、区域差异。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多元资本市场的参与度与收益稳定性。发展住房租赁与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让更多居民通过公募REITs分享不动产收益。例如，扩大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覆盖面至保障性租赁住房、城中村改造、产业园区；优化REITs交易税费结构，降低基金管理费与过户费。普及金融教育与数字理财知识，降低居民参与财富管理的门槛，缩小城乡、区域在资本性收入方面的差距。
（三）修复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重点关注高杠杆群体。针对房贷高杠杆，允许“先息后本”，防止短期现金流断裂、避免被动卖房加剧房地产市场系统性风险。对首套及改善性住房按揭“一次性下调利率”，同时允许展期。对家庭债务进行重组与减负，例如对连续逾期但就业稳定的住户，推行信用修复、利息减免、债务整合相结合的模式，缓解其资产负债表压力。
（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释放长期消费潜力。养老保险方面，提高基础养老金的全国统筹层级，缩小地区替代率差异，结合地方财政状况进行分档补贴。医疗保障方面，提高长期护理保险覆盖率，完善门诊统筹。差异化社保费率，对制造业、服务业中新增就业超预期的企业阶段性下调失业和工伤费率。
（五）优化消费供给，满足居民多元化需求，激发升级型消费。尽快构建起中高端、多种类、多层次商品服务供给体系，不断优化供给体系，提高其适配性，以高质量供给满足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具体而言，发展县域商业，引导大型商贸流通企业、电商平台和现代服务企业向农村延伸；促进医疗健康消费提质升级，开发更多适合老年人和婴幼儿消费的产品和服务；促进消费的绿色低碳转型升级，支持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积极推广绿色建材和绿色家装，倡导绿色出行；扩大消费场景，加快线上和线下消费的有机融合，激发消费活力。
（六）改善民营资本投资环境，激励民间高质量投资。在构建制度环境方面，完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快速响应机制，探索技术创新容错免责制度，系统性化解投资风险，为民营资本投资创造良好的制度保障；在资本配置环节，健全多层次股权融资市场体系，引导民间资本通过基础设施公募REITs等权益类工具参与新基建，财政杠杆撬动社会资本，从而降低科创企业融资成本；在引导产业升级方面，聚焦智能制造、绿色经济等国家战略领域，以数字化、创新型的税收抵免等政策刺激技术升级，有效引导民间资本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领域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